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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壬预测关于贵神排法争议的补充
昨天那篇关于六壬贵神排法的争议写出来之后，不断有网友反馈提及《吴越春秋》的案例，本想在原文后面补充回复，奈何公众号现在没法留言了，就再另起篇小文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说起《吴越春秋》，其实在冉博士那篇着名的六壬论文里，也有借《吴越春秋》来证明储泳“甲羊戊庚牛”贵人排法的历史渊源。但以这个为前提来研究《吴越春秋》课例的话基本上都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即我上文提到的昼夜贵人划分的问题。
我们且先放下《吴越春秋》占法上的争议不谈，毕竟是东汉的文献，如此早期的六壬占法也就这一篇资料了。就只论冉博士提及的三个课例来看，得出结论的大前提就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六壬实际上是以星出星没来划分贵人昼夜的，尤其是早期的时候。直取卯酉的捷法固定下来至少要到宋以后了。
不妨看看这三课起课的时间，结合冬夏季节星出星没的常识来推算当时取用的昼夜贵，就会发现，以星出星没取贵人的话，也完全是符合甲戊庚牛羊的正法取法的。
《吴越春秋》相关记载如下：第一课：“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时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阴后之辰也，合庚辰岁后会也。夫以戊寅日闻喜，不以其罪罚日也。时加卯而贼戊，功曹为腾蛇而临戊，谋利事，在青龙，青龙在胜先而临酉，死气也。”这课是十二月卯时课，卯在5-7点，即使十二月7点左右吴地也是处于星没之时了，应起昼贵。不过按储泳贵人排法，戊日和正法排法无异，这课不见区别。
第二课：“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岁位也，亥，阴前之辰也。合壬子岁前合也，利以行武，武决胜矣。然德在合，斗击丑。丑，辛之本也。大吉为白虎而临辛，功曹为太常所临亥，大吉得辛为九丑，又与白虎并重”。这课是七月寅时课，寅在3-5点，即使从我们今天的生活经验出发，江浙吴地七月秋夏在5点左右天已经亮了，为星没之时，而取昼贵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课辛日，以昼贵取就完全符合甲戊庚牛羊的正法，而不是储泳的方法。如下图所示，即是以甲戊庚牛羊取昼贵所得课式。
至于第三课，确实有所不同。第三课：“今年三月甲戌，时加鸡鸣。甲戌，岁位之会将也，青龙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贼其德也。知父将有不顺之子,君有逆节之臣。”
这课在冉景中论文里引述杨景磐的话，杨为了推出合乎储泳排法的结论，不惜改变月将，以为当时并未交节，所以月将还是戌而不是酉，因此得了个能够合乎储泳排法的课。这又是一个先射箭后画靶的行为。冉博士应该是查了朔闰表发现了这种猜想不对，于是圆了一下。其实东汉那时候月将的取法还是月合为将，三月月将无疑在酉，又何须取戌为将？而且按储泳的排法，以酉为将加丑上，取夜贵在丑临巳逆布，也刚好是酉乘青龙，正好符合储泳的贵人排法。
但这就对了吗？也未必。
前文提到《吴越春秋》中的断法和我们对六壬断法的认知并不相同，而且涉及刑德占等其他占法，而青龙是当时常用神煞，甚至是刑德占中常见神煞，所以此处青龙在酉是否就是指青龙乘天盘酉将，是有一个很大疑问的。尤其这第三课的记载非常简略，并不像前两课，这课通篇只提到刑德，根本看不出是六壬占，而更像是汉代流行的刑德占法。
刑德占起源很早，至少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在汉代非常流行，而且也多用来占卜军国大事。六壬成式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邢德占的内容，上面列举的《吴越春秋》确认为六壬课例的两课中就有很强的刑德占的痕迹。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六壬占逃人占等分类占的技法中看到邢德占的影子。
关于邢德占，虽然没有更多的典籍记载，但出土实物中却是大量记载，无论是马王堆汉墓还是各地出土汉简都能找到其身影。也因此，学术界对邢德占做出来大量的研究，有些海量的论文可以查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复原下这种占法，这里只就《吴越春秋》所涉及占例简单介绍一下。
回到上文提到的刑德占中有大量神煞的运用，其中青龙可以说是刑德占最重要的神煞。《淮南子·天文训》：“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太阴所居不可背而乡，北斗所击不可与敌”。可见，在汉代，青龙、天一、天阴用法类似，都是作为福祸所应的神煞。之所以说青龙也入刑德占，是因为马王堆汉墓里出土了“太阴刑德大游图”，还有天一图等类似图式。而刑德占中太阴等神煞也同样是游行不息，所以此处青龙在酉，很有可能指的是刑德占中的神煞游行。
随后的几句“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贼其德也”更是坐实了刑德占。刑德占中以刑德游行，刑德每年所在五行不同，以刑德五行生克来占吉凶，即马王堆帛书中背刑迎德一类占辞，这是刑德占中最基本的占法之一。对比上文《吴越春秋》：“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贼其德也”。可知此处所说的完全是类似背刑迎德类的占辞。此处的“日”字可能是“曰”字之误。
另外，《吴越春秋》中“甲戌，岁位之会将也”也同样能够在刑德占中找到影子。刑德占有小岁太岁等游行，《淮南子·天文》：“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吴越春秋》中“甲戌，岁位之会将也”或许可能可能也跟某种神煞的用法有关。但至少六壬中是没有这类说法的。
行文至此，《吴越春秋》中的三个占例都已经解释完了，所以要用《吴越春秋》来验证贵神排法，实际的结果仍是甲戊庚牛羊的排法是当时的正法，这一点跟文献记载也是相符的，其他贵人排法根本不可能在汉代就出现，尤其是那个时候是各类神煞游行大行其道的汉代，当时的能用六壬的术士不可能不知道神煞游行之所的。甚至在他们眼里这是司空见惯不可能有争议的，他们是决不可能像后世那样编出河图洛书种种牵强理由而硬让神煞游行合乎某种逻辑的。这一点从刑德占还有各类先秦术数中记载的各种繁杂的神煞游行中就可以证明，大多数的神煞游行根本不存在后世所苦苦追寻的规律。这种为了找规律硬改即有成式的行为，就像我们学生时代作数学填空题，或者行测题中给出一串数字，以等比等差数列等规律排列，中间缺个数字让我们填，你当然不能够只找出前面几个数字符合你认为的某种规律，于是认为题目错了，其他不符合的数字该改掉吧？这只能证明你找的规律是错的嘛。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搞出各类排法的古人，大概是在庸人自扰。
另外，关于储泳的那种贵人排法，有朋友指出太乙式中也有天乙贵人，我查了《景佑太乙符应经》，发现太乙式系统中确实也有天乙贵人，且和《五行大义》引甘公《星经》中三宫的记载有关联。但《景佑太乙符应经》既有天乙又有地乙成对出行，其游行之法跟六壬是不同的，似乎是天乙六壬这两种式法都借用了天乙贵人，且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用法。是否储泳之前这种排法就已经存在，但当时人应该不知道原理，所以储泳给出了这么个理由？或许也有种可能是：太乙和六壬都借了当时流行的天乙贵人的神煞，又各自发展出了自己的用法。储泳这种取法在太乙典籍中有出现过，或许有可能是由太乙混入六壬的，在宋以前这种错误本不流行，但随着储泳以一番宋代当时火爆的河洛理论，赶时髦的解释后从此大放异彩的流行开了。上述只是猜想，希望能有精通太乙的朋友不吝赐教。
《景佑太乙符应经》中天乙贵人相关记载
归纳起来，关于贵神排法，其最可能的脉络就是，一开始源自天文，甚至有实际星宿相对应的，后来各类占法将星宿入占指示吉凶祸福后，逐步开始演变为脱离星宿的神煞体系。而六壬诞生时先贤们就是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各类神煞将其编入六壬系统，逐步成型，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六壬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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